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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情武俠數風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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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瑞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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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武俠小說有著自己的悠久歷史和傳統，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學形式和文學內容。在各類小說題材中，只有武俠小說永遠保持著鮮明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流派，甚至保留了最完整的中國文化形態，而新派武俠小說，更成爲文學領域中獨樹一幟的奇葩。 新派武俠小說是相對于傳統武俠即所謂的舊派武俠小說而言的。它主要指五十年代起流行港臺及海外華人世界的，以梁羽生、金庸、古龍爲代表的一個武俠小說流派。這一流派一開始，就以曲折離奇的情節、玄妙莫測的武功、纏綿悱惻的愛情、耐人尋味的哲理、機智幽默的對話、色彩斑瀾的詩情畫意徹底掃清了舊派武俠小說的陣地，贏得了最廣大的讀者。 新派武俠小說的創始人是梁羽生。原名陳文統，筆名除梁羽生外，還有梁慧如、馮瑜寧等。1926年4月5日生，廣東蒙山縣人。早年在廣東嶺南大學經濟系就讀，1949年畢業後專攻中國經濟史，同年9月到香港《大公報》工作。初任英文翻譯，翌年即任副刊編輯。曾主編該報《文藝版》和《大公園》。1962年起，任該報撰述員，專事寫作。1952年他的《龍虎鬥京華》在香港《新晚報》連載後，引起人們注意。由於小說以注重人物心理刻畫和內心世界描寫，以及注重歷史背景的交待而在寫法中突出了新穎之處，遂被海外文壇稱爲開創新武俠小說先例的佳作。從其武俠模式而言，他的武俠小說被看作是歷史武俠小說的典範。此後他的寫作一發不可收拾，二十多年來，先後寫成了《七劍下天山》、《萍蹤俠影》、《白髮魔女傳》等三十五部著作。 梁羽生武俠小說走出了傳統武俠小說純敍述性的描寫手法和簡單傳奇性的模式，他使武俠作品中的人物有了哲理性的思想，有了浪漫主義色彩，並且加入了武功的異彩描寫和大量的史實文化。他的小說特點表現爲：主人公總是武場勝利、情場失意，而總是身負家仇國恨，投身於民族鬥爭的最前列。故事的背景以歷史線索爲主體，其間又串插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兒女情節，人物的心性、靈感躍然紙上。而故事的結尾又總是人去樓空的孤感傷情，留給人一種淒涼的失落感。 梁羽生受中國古典文化的影響較深，因而其文風貼近傳統，在書的開端和結束總有詩詞的精美語句。如他的《浣溪沙》：“獨立蒼茫每悵然，恩仇一例付雲煙……莫道萍蹤隨逝水，永存俠影在心田”不僅感歎了人生的多變，又引出了《萍蹤俠影》的書名，使人讀後有蕩氣回腸之暢然。他在體裁上又繼承了傳統評書的形式，章回分明、回目編排井然有條。 對於武俠的認識，梁羽生強調：“武俠小說不但要有武，更要有俠。無俠而武，只是胡打。”因而他筆下的大俠不只是刀光劍影的莽漢，更是俠義柔情的俊傑，動武只是爲了完成俠義之舉而不得不爲之的。因而他的武俠小說是新武俠的開端和啓蒙。 要說到新派武俠的成長和豐滿，那就不得不提到金庸。金大俠，原名查良鏞。五十年代繼梁羽生之後的又一武俠小說家。他1923年生於浙江海寧的文學世家，曾任電影公司的編導，後來在香港創辦《明報》。他一面辦報，一面寫小說。筆下描繪出了意境深遠的故事情節和壯烈英勇的大無畏精神。特別是作品中摯真摯愛的俠侶形象，贏得了廣大青年讀者的強烈共鳴。金庸的小說無論在內容上或形式上，都爲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和充實作出了成功的示範。他在20年中寫了《連城訣》、《書劍恩仇錄》、《射雕英雄傳》、《天龍天部》等14部36冊作品，即是我們所知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這些作品風行港、澳、台、南洋和歐美。海內外許多著名學人，包括一些新儒學大師、文史學家和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是金庸小說的讀者和收藏家。 金庸小說在內容上以充沛的現代意識爲主導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苦心孤詣的梳理和闡揚，暗合了我們民族重塑文化本體的百年祈盼，進而形成了大俗大雅、至幻至真的獨特風格，創造了超越細節真實而訴諸理念真實、文化真實的小說樣式。對於此，金庸曾經謙遜地說道：“我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只求把故事講得生動熱鬧。我自幼便愛讀武俠小說，寫這種小說，自己當作是一種娛樂，自娛之餘，復以娛人”。走進金庸世界，雅俗共賞的“熱鬧”無疑是其最爲顯著的特色，而這份熱鬧又顯然得益於小說所倚仗的武俠天地，離不開各種快意恩仇的比武場面和笑傲江湖的傳奇故事。 金庸小說對“武”與“俠”的合理因素進行了富有現代意識的創造性闡揚，它沒有表現出依靠武力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傾向，而是從武德和人生境界兩個方面對“武”作了深刻的闡述。這與梁羽生的不得不以武來解決問題，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並使武之“俠”情得到了昇華和提到了一個高度。金庸小說的特點，就在於把歷史上具有一定道德色彩的武功變成了體現文化理想的符號，把儒、釋、道的哲學思想互融入人物的情感世界和生活之中。他作品中的俠客形象自成一派，既有瀟灑不羈、縱橫無束而又豪爽純真的性格，更有“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憂國憂民情節，即是他所表達的“俠之大者”，“爲國爲民”。 從整體上來看，金庸小說最大的成功之一，就是塑造了攜手走天涯的摯情摯貞的人生範式。這種自由明快、無所約束的愛情觀既是對中國古代傳統愛情僵化、愚昧、封建的衝破和反抗，更是一種詩意盎然的唯美主義情感的自然渲泄。楊過與小龍女的師徒戀、令孤沖與任盈盈正邪戀、陳家洛與霍青桐姐妹的異族戀等共同築建起新的人生模式和恒久癡情的動人情懷。而在男女主人公的俠義柔腸中，作者又以明確的歷史爲故事背景，使一群群英雄兒女投身于一幕幕悲壯的故事情節中去，爲他們的共同理想和報國熱情揮灑熱血與忠誠。而最終男女主角都能如願以償的在一起，這又與梁羽生的孤苦結局大相徑庭。 金庸喜歡寫亂世，一是因爲“亂世英雄起四方”，便於傳奇的敍述；二是因爲亂世之下更能透視出歷史的真相；三是亂世中人生的苦難艱辛亦達到極點；四是最重要的一點，在天下分崩離析、民族對峙、朝代更叠之時，最能獲得廣闊的歷史視野，從而更顯得大氣磅礴。 金庸的小說不僅故事情節十分精彩，熔復仇、學藝、情變、奪寶、行俠、民族鬥爭、階級鬥爭於一體，而且其小說的主體默默蘊含了豐富的人生態度和理想主義，從而形成了一種極其深邃而又幽遠的藝術審美境界。 而說到武俠小說走向新奇和探密色彩的武俠模式，就不能不講到古龍。原名熊耀華，祖籍江西，1937年生於香港，十三歲時隨父母遷臺灣定居。因父母離異，少年時代的古龍居住在清靜古樸的臺北市郊瑞芳鎮，由於生活無著他更覺困頓。後依靠友人接濟和半工半讀才畢業于臺灣淡江學院外文系。古龍在讀書期間閱讀了大量歐美小說，這爲他後來創作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古龍真正致力於寫武俠小說，是在60年代初，也就是在他十三四歲時，當時臺灣武俠小說家有百人之多，也已成氣侯，想要脫穎而出並非易事，在他不斷地實踐創新和辛勤耕耘下，于六十年代初發表了處女作《蒼穹神劍》。至此，到他逝世（1985年9月21日），二十多年間共創作七十餘部作品。他的武俠小說雖不敢說是空前絕後，但已自成一家，標新立異，別具風格，成爲當代最負盛名的武俠小說家之一。 古龍武俠小說的創作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起步期，這個時期的作品有離奇的故事情節和出人意料的結尾，便在語言上、情節上刻意地模仿傳統武俠小說，缺少鮮明的人物形象。因此，影響不大。第二階段是武俠小說的發展期。這一時期的小說，努力尋求新的寫作方式，極力想跳出傳統的俗套。已開始有鮮明的人物形象和描寫手法，巧妙的情節安排，純熟的語言技巧標誌著古龍創作風格的形成。第三階段，應該說是古龍創作上的全盛時期和創新時期。在這一時期，他成功地塑造了李尋歡、楚留香、陸小鳳等膾炙人口的人物典型，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很強的藝術吸引力。此期創作，使他跳出了傳統的武俠寫作模式和情節敍述形式，極力地表現人物的個性張揚和情節的神奇、錯綜複雜。 他主張武俠小說中的人物是“應該有人的優點，也應該有人的缺點，更應該有人的感情的人。”“要使讀者在悲歡感動之餘，還能對這世上的人和事物看得更深些、更遠些。”這就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新的文體與新的思想深度。 古龍武俠小說的特點，在於突破了舊武俠小說的俗套，具有強烈的現代氣息。古龍認爲“武俠小說寫的雖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嘗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觀念”。因此，古龍的小說不像金庸那樣，有三分歷史七分小說。他的小說撇開歷史，沒有明確的時代背景，對社會環境與風俗人情的描寫，則是憑激情來構思其理想中的社會。這一點極像歐洲批判現實主義中“心靈辯證法”的藝術描寫手法，這與他大量閱讀歐洲文學作品是密不可分的。 他筆下的俠客，富有現代思想意識，據有“隨緣任運”的意識形態，體現出一種飄逸唯美的人生態度，有時帶有一種悲憐的風流倜儻。所以他的男主人公們總是體現出了一種風流浪漫“用情不專”的特色。但又隨著劇情的發展，又透射出一種“俠骨”男人獨具魅力的柔情密意。 而他筆下打鬥更是與衆不同，沒有玄妙的招式和具體長篇的打鬥場面，無論是多麽高強的對手，也只是輕描淡寫地幾招就搞定了！對此，他曾說道：“武俠小說畢竟不是國術指導，武俠小說也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人殺人”。他認爲，“武俠小說中的動作描寫，應該是簡單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氣的，不落俗套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的武打描寫就有了鮮明的獨創性。 在語言的運用上，古龍既不同于金庸的古樸簡潔、也不似梁羽生的典雅優美，更不像某些作家那樣的僵硬、呆板、充滿陳腐氣。他用的是很規範的現代白話文，多用帶有跳躍性的短句，顯得靈動機智。尤其是他作品中的人物對話一般都很簡短，不僅如此，他有時還讓人物對話取代作家的敍述，有交待情節的作用。古龍本著求新、求變、求突破的精神，使他的武俠小說中的優秀之作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準，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他是中國武俠小說問世以來，除金庸以外成就最高的作家。 縱觀新派武俠小說，從梁羽生1952年在香港連載《龍虎鬥京華》開始，迄今已有五十多年的歷程，形成了各種形式不同的武俠小說。這五十年來，除了上面所說的三位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武俠作家外，還有許多優秀的武俠作家，如：溫瑞安、臥龍生、黃易等。他們也創作了大量的優秀作品，有過新派武俠小說最輝煌的歷程，對繁榮香港及東南亞一帶文化市場及文學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5.7.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