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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在二十一世紀的定位
盧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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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在二十一世紀的定位」這個題目牽涉的範圍很廣，包括過去、現在，更牽涉到未來的發展。因此談論「儒家文化在二十一世紀的定位」一定會有很多猜測成份。世界不斷在變動，誰知道將來會有甚麼科技發展、政治變動、自然災害呢？
所以這次演講是因應今天儒家文化的狀況，對比儒家文化歷史的發展，從而估計將來二十一世紀儒家文化所扮演的角色。 (一)
儒家文化在今天的情況 一個文化體系必有特定內容及存在價值才值得談一談它在二十一世紀的定位。我們不關心巴比倫文化在二十一世紀的定位，因為這個文化體系已完全消亡，我們亦不理會墨家文化在二十一世紀的定位，因為現在已沒有多少人支持墨家，其它如農家、陰陽家更不必說，唯有儒家文化在中國人的社會，如香港、台灣及一些東南亞國家仍發揮一定的影響力，這在文化層面上尤其顯著，亦即是說儒家的一些觀念所形成的規範和價值觀仍多少指導著中國社會的生活模式，例如重視家庭和孝道，父母在不遠行。所以，作為一個中國人關心在二十一世紀儒家文化的發展方向及所扮演的角色，乃人之常情。要分析未來，先要作一個回顧，從回顧中找出新的啟示。 (二)
儒家文化在過去的發展 由晚清的自強運動開始，中國已經有很多知識份子討論儒家文化在現世及未來的發展，其中最出名的是李鴻章。他意識到西方文明的威力，亦反省到自己文化的長處和弱處，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謂「中學為體」，就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獨特的價值觀，亦即儒家所提出的「五倫」。「五倫」者人之倫常道德也。明顯地這批知識份子很自信中國文化在價值觀方面比西方強；至於器物、科技的文明則以西方為先，故以「西學為用」。這樣定位儒家文化，至今仍有不少人支持。
到康有為、梁啟超更意識到西方除了科技外，其政治制度、教育理論都很重要，於是出現了「維新運動」。其後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一連串的歷史事件，都離不開對儒家為中心的文化的反省。綜合幾次運動的發展可分為悲觀、樂觀和介乎其中的三種態度： 1)
樂觀派 (i)
西學中原說——認為中國不單道德觀念進步，科技同樣了得，他們追溯中國的四大發明，於是產生「西學中原說」。將西方所有的理論包括科學、文明、哲學等都說成是由中國流傳過去的，所以最後西方文明都會回歸中國文化體系內。他們甚至說西方的量子物理學也是受中國《易經》影響下的產物。這個學說困難的地方並非「來源」而是「能力」。難道中國人就不能從自己的思想資源有所創發而非要依賴西方不可？ (ii)
中國文化救世論——西方文化優勢只是暫時性的，到將來西方文化出現問題、面對危機時，唯一解救的方法，就是中國文化。但是這種說法要成立一定要提出足夠的根據，亦即是中國文化在甚麼層面上或甚麼問題上拯救西方文明？文化危機何時出現？這個學說並沒有清楚說出來。 2)悲觀派
最悲觀者莫過於五四運動的「全盤西化論」。台灣作家李敖亦特別鼓吹這種思想，遭到多方面的反對，其中的理由是中國人始終是中國人，不能拋棄中國文化而全盤西化。但經驗上是有民族可以將她的文化完全拋棄，如滿族人差不多完全漢化。我並不是贊成全盤西化，可是全盤西化是有可能的，問題只是在「應不應該」上，亦即是要檢查西化所含的內容是否我們能夠完全接納。近代西方文化發展所出現的毛病，我們很清楚的看見了，全盤西化後不見得比三、四十年前或一百年前好！ 3)
介乎二者之間——「中西文化結合論」
中西文化都有其優點及缺點，於是有人提出將西方文化的優點結合到中國文化方面。當然這個想法是最完美的，但這個語句的內容是甚麼？當中並沒有具體的意義。最重要的是找出哪些西方文化的優點是值得接受的，哪些中國文化缺點是要摒棄的，然後再考慮兩者是否可以結合起來，我們要清楚地明白到文化有一種「整體性」，當我們接受某一價值觀時，很難不放棄與之衝突的價值觀。例如我們接受人權的說法，即人生而有選擇生活、政治、教育和控制資產的自由。在這個前提下，人有沒有權利結束生命？依人權說人應該有權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為這個行為沒有影響別人的自由。可是從儒家文化角度來說，自殺是不容許的，子女的生命是父母賦予的，生命的擁有權是屬於父母的。於是人權說和傳統的孝義便出現衝突。
其次，人權說認為當父母在經濟上不供養子女是犯法的，因為子女有權要求父母提供適當資源，讓他們可以在未成年前可以好好地存活下去，但子女獨立後父母則沒權要求子女供養。我們很難想像在儒家文化的薰陶下父母子女日日講求權利，亦很難想像在一個講求權利的家庭中能表現儒家的和諧觀念。所以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價值的同時要保存儒家文化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情。 要結合兩者，必須要對西方文化有深入的認識，同時對儒家文化有透徹的瞭解，才能找出問題所在，然後才能對儒家文化在將來扮演的角色作出探討。 (三)
在資本主義下中西方文化面臨的困難 西方人對自己的文化的了解比中國人深入得多，他們不會一味吹捧自己文化的價值最高或自命是代表人類文化的權威，相反地一些較為深刻的學術著作都顯示出西方人對自己的文化是很悲觀的。我們所說的西方文化特別是指現代文化而言，即是我們生活著的這個年代。
西方人討論現代文化，最流行的觀念是現代和後現代。後現代(post-modern)和現代(modern)這一對觀念給我們的印象是我們並非生活在現代，而是生活在後現代。其實很難辨別我們是否活在「後現代」，因為「後現代」並非一個歷史觀念。這個名字源自建築學上的用詞，後現代建築風格是針對現代建築風格和設計而言。應用到藝術上代表了反現代藝術，故又稱之為「後現代藝術」。擴展到哲學，又有所謂現代哲學和後現代哲學。因此「後現代」是一種思潮，即一組思想，並非一個時代，其實我們都生活在「現代」的社會中。
日裔美籍經濟學家福山(Fukuyama)在其著作《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提到蘇維埃共同體的崩潰，正正標誌著社會主義的沒落，昔日美蘇的對抗已經不再存在，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是最後的勝利者。世界發展被資本主義壟斷了！中國雖然堅稱是共產主義國家，但骨子裏更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不單促成經濟的壟斷，更深入文化之中。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變成全球化的現象。資本主義這一套經濟運作模式連帶那套生活模式都進入全球化。世界每一個角落都帶有資本主義色彩，非洲有麥當奴快餐店，美金和信用咭可通行全世界，這個資本主義經濟運作模式勢不可擋，全球性的市場化正如火如荼。福山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最後型態，並且是社會的終極模式，但並不代表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得到幸褔。
「最後一人」(The
Last Man)來自尼采，尼采認為「人」最可悲的是生活在資本主義下，這些人是無奈的，充滿無力感的，因為他們在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下，無法操縱自己的命運而任由市場運作來決定，所以稱之為「最後一人」。
很多西方思想家不約而同地認同此點。馬克斯(Karl
Marx)對資本主義攻擊得最厲害，他認為希臘人受命運播弄，現代人生活受市場操縱。現代的資本主義都操控著人類的生活，我們日常的娛樂方式，生活秩序無一不受市場支配，根本沒有選擇餘地。市場提供的物品不單限制人類的選擇，更扼殺人類的創作力。
著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認為近代西方文化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便會形成一個荒涼的局面。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說：「現代社會發展到理性化最高峰時，我們的社會只餘下一些沒靈魂的專家，沒有靈感的文藝創作者。」專家淪為工具故沒有靈魂。政府官僚只計算如何以最低成本解決問題，一點不關注社會的價值，教育工作者對這一點感受更深。政府只重成效，根本沒有考慮如何培育靈魂。此外，如今流行小說的作者沒有感受力，沒有深度，內容千篇一律。
很明顯西方人反省文化問題是很清楚的，明白到現代沒有一個整體的價值觀和堅實的價值存在，嚴重些說可算是一個價值崩潰的年代。一個西方哲學家用了一個精闢的故事來比喻現代西方文化的問題：在一次大災難中，一批反科學的恐佈主義份子四處破壞所有科學實驗室，燒毀所有科學書籍、殺掉所有科學家，當時的人正陷於瘋狂狀態，認為完全不要科學。十年後，人們發現沒有科學是不可能的，於是重新建立科學，拾起餘下幾頁的相對論和幾個破爛實驗儀器作研究，得出對科學的零碎觀念。
這位哲學家認為我們現今的狀況就和這個故事的情況相似，我們所接受的道德觀念都是一些碎片，大家並不完全清楚了解道德觀念是甚麼意思，但大家自以為是地繼續堅持。舉個簡單的例子，在香港一些江湖漫畫和電影中提出「義氣」的概念，就是：「兄弟被傷害，我一定會報仇。」於是不惜以兇殘手段殲滅敵人。這是否「義氣」？隱瞞同學考試作弊又是否有「義氣」？其次是「勇氣」，孔子說「智」、「仁」、「勇」，「勇氣」是甚麼？報章上將打劫銀行的匪徒稱為「勇匪」而不謂「悍匪」是否有褒獎的意味？
「義氣」、「勇氣」今天仍常用，但卻很少用「仁」，父母更不會用「仁」來讚賞兒子，其它如「恭」、「寬」、「信」、「敏」、「惠」則更加少見。因此我們可以說現今是一個道德破碎的年代，傳統價值觀已沒有整體圖像供我們掌握。從五四運動的全盤西化到今天的教育、傳媒一直抱有反傳統的態度，再加上很多人將舊日一些中國陋俗歸入儒家文化之內，更形成一種反儒家文化的力量。在這種形勢下，教育家、傳媒工作者更應反省自己對儒家文化或中國文化認識有多深，然後站穩立場來打擊一些壞的或錯的傳統觀念。
現代社會對儒家文化越來越淡薄，如果依現狀發展，不到三十年，下一代根本不知甚麼是儒家文化。真正使我們不認同儒家文化的因素不是五四運動或文化大革命，而是資本主義文化，因為資本主義與我們傳統價值觀有所衝突。為甚麼資本主義越流行的社會如香港，儒家文化的主導地位越低？明顯地未受資本主義影響的社會，傳統文化的影響力越大。這不是有沒有提倡傳統文化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條件重振儒家文化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的洪流中不被吞噬已經很僥倖，「儒家文化如何面對二十一世紀」更是一件困難的工作。 (四)
儒家文化在廿一世紀的角色
前幾年當香港經濟發展輝煌，躍身亞洲四小龍之列，有人提出亞洲經濟蓬勃是因為她接受了儒家文化。前年亞洲經濟出現危機時又出現反調了，認為是儒家文化引起的經濟危機。從這點看來儒家文化只是點綴昇平而已！
要使儒家文化在二十一世紀屹立下去，我們必須了解自己文化的特徵，中國文化自孔子到今已二千多年，有甚麼地方值得發揚和保存下去？縱觀儒家文化最值得我們認同的是對人類生命安立的功能。儒家是一種「內聖外王」之學，「內聖」講修養，「外王」即治國平天下。「外王」涉及一個政治社會和制度(這裏不處理此複雜的問題)，「內聖」能給予我們安身立命的價值所在。
儒家提倡德性倫理，講求品格和美德的建立，這一點正正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缺乏的。如何通過努力成為一個集美德於一身的人，賦予「人」生命的意義，正是儒家所倡導的工夫。三四百年前讀書人「學而優則仕」是他們的理想，成聖成賢是他們的終身事業。他們擁有一個共同價值體系，共同追求的人生目標。
可是對於現代人而言，我們根本連自己應該做甚麼也不清楚，何以言「人生目標」？甚至連自己的生命方向也不敢向別人說，怕被取笑，一些教徒更不敢在眾人面前表達自己的信仰，怕別人投以奇異眼光。於是生命隨時間消逝，生活是片斷式的，沒目標，找不到終極意義。這種資本主義生活正正是缺乏價值歸宿所致。儒家文化正好提出一個價值歸宿的可能性。
千禧年報界選舉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人物是科學家愛恩斯坦。生物學、物理學、化學只能描述世界如何運作與人生目的毫無關係。二十世紀推崇科學家，但如果在五百年前推選最偉大的人物，耶穌、孔子、佛陀必當選，因為他們各自提出了價值歸宿。
儒家文化特徵是「極高明而道中庸」，在入世中改造這個世界成為一個美好而理想的社會。憑個人的力量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中創造一個完美的社會，是多麼的入世而出世的思想啊！對二十一世紀而言儒家文化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們可以不滿意現代文化，但我們不能放棄這個現實條件，唯有改造之，使之成為有價值意義。所以儒家文化在二十一世紀是可以扮演一個批判的角色，批判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場對現代文化作出判別，指出毛病之所在。
過往人們都集中研究儒家文化如何與現代化接軌，現代化無論接受與否仍在進行中，無人能夠抗拒，關鍵在於儒家文化是否能指出現代文明的問題所在，從而作出深入的探究。
錢穆先生說在小學讀書有一科是「修身課」，幾年後突然改為「公民課」，不講修身。做好公民，一個不犯法的公民並不等如是一個正義之士。教人做好公民與正義之士是兩回事。取消「修身課」會影響小朋友的價值選擇，只教授事實知識或技能是避免了與西方文化直接衝突而犧牲了傳統文化。現在我們發現了西方價值出現問題，我們更要加強自己的文化教育。現在的教育造成人們對價值漠不關心，單方面灌輸資本主義文化，使學生失去道德的思考能力，以致傳統價值衰落。
如果儒家要在二十一世紀扮演重要角色，首先要重整儒家文化，在儒家文化思想上建立一套學說，從而指出西方文明的毛病，並在價值問題上提出另一套可代替的價值觀。
簡單地說要傳揚儒家思想不只是要小朋友讀四書五經，更要用一套現代方法，但並不是以資本主義方式將儒家商品化，而是努力地將儒家文化轉化成一種對西方文化批判的方式，指出毛病所在，研究西方文化的發展並從傳統中吸取資源。 若不想儒家文化淡薄下去或消亡，我們必須視儒家文化為一個批判的角色。這就是我想在這個演講中帶出的訊息，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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