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
從〈毛詩序〉的「詩者，志之所之也」及「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看《文心雕龍．明詩》的「詩言志」
劉鴻輝*
〈毛詩序〉所指實際是〈毛詩大序〉或稱〈詩大序〉，相傳出於西漢毛萇（即小毛公），他受學於毛亨（即大毛公），而毛亨又繼承了子夏和荀子的詩學[1]，可知它承載了儒家由子夏以降解釋《詩經》的「傳統」。後來歷經今古文經之爭，獨存《毛詩》[2]，〈毛詩大序〉的內容更被視為儒家的文藝觀，甚至是「正統」的詩學觀。在未進一步了解〈詩大序〉中「詩者，志之所之也」和「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意思之前，本文必須先探討「詩歌的本來意義」及「儒家如何看待詩」這兩個背景問題，才能尋找上述兩條思路的關係，繼而指出它們如何影響中國文學批評重要著述──《文心雕龍．明詩》對詩的評論。
關於詩歌的起源葛連祥在《中國詩論》[3]引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言：「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說明先民用詩歌將內心感情詠嘆出來。即便說最初詩歌是出於外在環境與作者內在情感的一種唯心的自然交流，然後作者透過作品來回應外在轉變，借此抒發喜怒哀悲的情感，當中不涉及其他規範和不規範、勸善與邪念等深層考慮，而「詩」在整個創作過程中發揮著「載體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在一些少數民族中流行，藝術技巧看似「粗糙」的「地方詩」[4]──「山歌」、「農歌」和「漁歌」，都體現這種「純抒情」的特點。
然而，儒家思想對抒發情感有著一定的限制。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5]，這裏的情感：「欲」、「惡」，需要經過合於「道」規範的行為，才能得到或消解，正是「禮運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設禮節以裁制之」[6]之意。這種既承認情感的存在，並主張對之規範的思想，也是孟子所言「人禽之辨」的重要課題。因此，「詩」既是一種抒情手段，當然要合於一定規範。
可見，在儒家思想下「詩」的意義被收狹了，並非單純的自然抒情。《郭店楚簡．語叢一》有「《詩》所以會古含今之志也者」之語，據饒宗頤所解釋，《詩》是薈萃了古今人的「志」，通過詩，可以使民變化氣質，從而體現到古人立言的心意，這就是儒家對待詩的功能。[7] 此外，楊慎評《詩譜序》時也指出「《儀禮》：『詩附之。』又云：『詩懷之。』皆訓為持。此『詩者，持也』本此。」另外，劉熙載在《藝概．詩概》言「詩之言持，莫先于內持其志，而外持風化從之。」這裏明言抒發內心情志，並非隨心所慾，肆無忌憚的任意濫發。志若發之於外，就以不違「風化」為標準。特別是發展到漢代，儒學經董仲舒等漢儒改造[8]，滲透「天人感應」，強調陰陽纖諱的內容，令「溫柔敦厚」的詩教觀更為突出，即使是「主文而譎諫」[9]，也以不違反封建秩序為「美刺」基礎。
回說〈詩大序〉兩條思路的關係。先談「詩者，志之所之也」，它是出於《尚書．舜典》「詩言志，歌詠言」之說。《毛詩正義》就「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有很適切的註解：「詩者，人志意之所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於言，乃名為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漢書．藝文志》據此再闡釋說「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由此可知，藏在人內心的思想感情就是「志」，將它表現為文字、語言就是「詩」，即是說「詩」是把藏而不見的志，發乎於外的一種「工具」，這就是前述把詩視為「載體」之意。
但詩所負載的「志」原意是「抒情」之意，因為其一《尚書》應當比孔子將儒學系統化更早出。其二，可以肯定詩歌比文字更早出[10]，故《舜典》這句話在撰寫之時，大概是歸納之語，總結當時詩歌是用來自然表達感情之意。〈詩大序〉也沒有否認詩原於抒情的本意，故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不過，要知道儒學當然不是由孔子「無中生有」的「創立」出來，它是上承三代文化而來，所以必然繼承詩歌言情的思想。但《尚書》後來也被儒學「納」為「五經」之一，即被附加了儒學的思想內容及解釋。加上透過孔子刪詩，「詩三百」實際上已載負著儒家思想的價值觀，而「詩」的本質已帶有濃厚的儒家色彩，所以《論語•為政》有「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之語。因此，《詩經》的解釋，甚至所有詩的創作就必須包含政治諷喻、道德教化等深層元素。故此，有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11] 孔安國解釋「怨，刺上政」，正好說明詩的作用。當中的「志」已非原始的「純抒情」，而是感情經過規範才能表達出來的意思，甚至需要有一定的教化作用。
需注意的是「志」和「情」不是互相對立的，從表達情感的角度來看，「言志」實際上亦是一種情感的抒發。所不同的是「言情」，指自然而發的「純抒情」。「言志」就是在抒情中有著約束和教化等內在意思。
開首已指出〈詩大序〉的作者在儒家譜系中的傳承，加上他大約活動於漢武帝時，不難想像他本人或多或少會受到漢儒的影響。因此〈毛詩序〉實流露著儒家一直發展到漢代的詩學觀念，所以「詩者，志之所之也」，實際就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意思。這就與「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互相吻合。
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本身就是儒家思想維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各人倫關係的「三綱五常」秩序，至於「美教化」、「移風俗」，就更是直指教化作用的社會功能。當然這一切都是建基於儒家反對濫發情感，而「詩」既是抒情的「工具」，當然亦離不開以「禮義」規範情感、導人向善、宣揚教化等「正統」思想，亦即「志之所之也」，例如，《毛詩》言《關睢》「（表現）后妃之德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又如《木瓜》「（讚）美齊桓公也」，這些對《詩經》的解釋無疑都附上了儒家的影子。由此可見，這兩條〈詩大序〉中的思路，實際上是如出一徹，彼此相互闡釋。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遂定為一尊。而〈詩大序〉這種符合儒家思想的「詩教觀」，也被視為對詩的「正統」看法，後世的文學批評亦以此為指導思想，例如《文心雕龍》。
魯迅在《論詩題記》曾言：「篇章既富，評騭遂生。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士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式。」[12]魯迅把《文心》和《詩學》譽為東西方文藝和美學的兩部最有影響力的著作，可見《文心》在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史上的地位。而其中的〈明詩〉就是專門論及詩，當中正是抱持「詩言志」的詩教觀為出發點。因此，以下將進一步論述〈明詩〉篇受「詩者，志之所之也」及「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影響。
〈明詩〉開首就引《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作為全篇基調，明顯地認為詩就是「言志」，所以楊樹達在《說文十義．釋詩》中也說「蓋詩以言志為古人通義」。不過，〈明詩〉之後就言「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即「人具有喜、怒、哀、惧、愛、惡、欲七種感情，受到外物的刺激發生感應，有了感應唱出情志來，沒有不是自然形成的。」[13] 如此，這個「志」有可能是「純抒情」的意思嗎？
朱自清就此曾說：「劉勰是主張『詩言志』的，這個地方的『志』明指『七情』，因為『感物吟志』既『莫非自然』，『緣情』作用也就包在其中了。」需注意「情」是自然的，但「志」雖然有抒發胸臆的內容，所發而為文的亦是對外在環境轉變，所觸動的自然之情，不過它附加了儒家思想的內容。
范文瀾在《文心雕龍講疏》中，對抒發情性有恰到的論述：
「《樂記》曰：『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呂氏春秋•仲夏紀•大樂》篇曰：『成樂有具，必節嗜慾。』此之謂矣。」
無可否認，這是儒家「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14]的思想，所以詹鍈亦言「持有制義，『持人情性』就是節制人的情感。」明顯地，這種看法深受儒家觀念影響。因此，劉勰在〈明詩〉說：「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表示讚美大禹把九項工作治理得井然有序會用詩歌，怨恨太康敗壞道德也會作詩歌，可見用詩歌來糾謬修明、揚善抑惡的傳統由來已久。這無疑是把詩與教化作用緊密地聯繫起來，令詩在抒情的同時，亦要依儒家標準「言志」以規範情感。
還有從個人因素而言，在《文心雕龍．序志》中，劉勰提到自己很崇拜孔子，覺得「君子處世」[15]，應該像儒家所說「樹德建言」。又認為「文之樞紐」，需要「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16]，即以儒家的聖人、經典和道為最高的指導思想，這亦是整本《文心雕龍》的骨幹，貫穿全書。所以，〈明詩〉中「聖謨所析，義已明矣」，與〈宗經〉中「聖謨卓絕」，兩句提到的「謨」，據詹鍈解釋，都是指典謨，則儒家「五經之一」的《舜典》。劉勰引其言，並立於〈明詩〉篇首，作為全文定義，足見他對詩的看法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
故此，〈明詩〉的主旨不可能偏離宗經的思想。〈宗經〉有言：「《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攡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意謂「《詩經》主要抒發情志，它的文字解釋和《尚書》一樣要靠《爾雅》，《詩經》傳播《風》、《雅》，創製比、興，文辭藻飾，設喻多變，誦讀起來能夠體會到溫柔敦厚的風格，所以最切合內心的情感」。[17] 這處雖就《詩經》而言，但可推廣到泛指各種詩歌，與〈明詩〉互涉。然則「言志」，所抒發的情志，實際上離不開儒家溫柔敦厚的解釋。由此看到，劉勰言「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是不否定詩本於「純抒情」，但是詩的發展，最終還是歸結到儒家「言志」的標準上。
總括而言，〈詩大序〉的「詩者，志之所之也」和「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互為貫通的，指由外在環境帶動內心情志，用「詩」這種感情「載體」表現出來，但是在表達過程中還要顧及不違反儒家「禮義精神」，及達到「溫柔敦厚」的美刺教化，即「言志」。同時，我國傳統文學觀、詩學觀亦是以此為標準，例如《文心雕龍》，當中專門論詩的〈明詩〉，就是立足於儒家「詩言志」來發端。
參考書目
郭沂著：《郭店楚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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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葛連祥著：《中國詩論》（台北：出版社不詳，發行人葛連祥），1961年8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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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少康、劉三富著:《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王運熙 周鋒撰：《文心雕龍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周振甫著：《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第1 版。
詹鍈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踪凡著：〈《毛詩序》作者考辨〉，收入《中國韵文學刊》，1999年第2期。
滕福海著：〈《毛詩》《傳》、《序》作者考〉，收入《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2期。
*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1] 關於《毛詩序》的作者歷來眾說紛紜，較有代表性的是鄭玄在《詩譜序》言：「《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此外，三國時吳人陸璣《毛詩草木虫魚疏》中又有另一說法指是東漢時東海衛宏所作。張少康、劉三富認為以上兩說皆有不足，他指《小序》恐非成於一人之手，不少說法先秦時已有根據，很可能毛公傳詩時已有，後人又再作修訂增補，大小毛公乃至衛宏等也許都有參與。而《大序》就很有可能是毛萇所為。這裏從張說，詳見張少康、劉三富著:《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頁122－123。
[2] 《毛詩》屬古文經，與屬今文經的齊、魯、韓三家詩並行於漢代，後歷經今古文經之爭，三家詩失傳，僅餘的《毛詩》代替三家詩，成為儒家解釋詩經的準則。而今古文經之爭、《毛詩》被後世所尊等經過，因不是本文重點，故不詳述。
[3] 詳見葛連祥著：《中國詩論》（台北：出版社不詳，發行人葛連祥），1961年8月初版，頁3。
[5] 語出《論語．里仁》。
[6] 語出《周禮注疏．大宗伯》，原文引《禮記．禮運》作說明。
[7] 關於饒宗頤解釋「《詩》所以會古含今之志也者」，詳細可見於〈詩言志再辨――以郭店楚簡資料為中心〉，
收入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8] 關於漢代儒學的改造，影響當時的文學觀，可參見張少康、劉三富著:《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頁115－118。
[9] 語出〈詩大序〉。
[10]「詩歌」是聲，聲比文字早出，這是肯定的，時至今日不少少數民族沒有文字，亦尚且有詩歌。
[11] 語出《論語．陽貨》。
[12] 語出《魯迅全集》第八卷332頁。
[13] 此處就〈明詩〉：「人稟七情」等句的解釋是參照周振甫的說法，詳見《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第1 版，頁56。
[14] 語出《中庸》第一章。
[15] 語出《文心雕龍．序志》，下引〈序志〉原文不另注。
[16] 語出《文心雕龍．原道》。
[17] 此處就〈宗經〉：「《詩》主言志」等句的解釋是參照王運熙、周鋒的說法，詳見《文心雕龍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頁20。